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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 | 张唯一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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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《鬼谷子》揣篇第七】
所谓揣情,就是必须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,去加大他们的欲望,他们既然有欲望,就无法按捺住实情;又必须在对方最恐惧的时候,去加重他们的恐惧,他们既然有害怕的心理,就不能隐瞒住实情。情欲必然要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流露出来。对那些已经受到感动之后,仍不见有异常变化的人,就要改变游说对象,不要再对他说什么了,而应改向他所亲近的人去游说,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安然不为所动的原因。那些感情从内部发生变化的人,必然要通过形态显现于外表。所以我们常常要通过显露出来的表面现象,来了解那些隐藏在内部的真情。这就是所说的“测深揣情”。 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,就应当详细衡量本国的各方面力量;游说他国君主的人,则应当全面揣测别国君主的想法,避其所短,从其所长。所有的谋划、想法、情绪及欲望都必须以这里为出发点。只有这样做了,才能得心应手地处置各种问题和对付各色人物。可以尊敬,也可以轻视;可以施利,也可以行害;可以成全,也可以败坏,其使用的办法都是一致的。所以,虽然有古代先王的德行,有圣人高超的智谋,不揣度透彻所有隐蔽的和深藏的实情,将什么也追求不到。这是智谋的基础和游说的通用法则。人们对某些事情常常感到来得突然,是因为不能事先预见。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见到,这是最难的。因此说:“揣情,最难把握”。游说活动必须深谋远虑地选择时机。过去我们看到昆虫蠕动,都与自己的利益相关,因此才发生变化。而任何事情在刚刚产生之时,都呈现一种微小的态势。这种揣情,需要借助漂亮的言辞或文章而后才能进行游说应用。 【《鬼谷子》摩篇第八】 所谓“摩意”是一种与“揣情”相类似的方法。“内符”是“揣”的对象。进行“揣情”时需要掌握“揣”的规律,而这些规律都是隐而不现的。这就要适当地去“摩”,投其所好进行测探,其内情就会通过外符反映出来。内心的感情要表现于外,就必然要做出一些行动。这就是“摩意”的作用。 在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,要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对方,把动机隐藏起来,消除痕迹,伪装外表,回避实情,使人无法知道是谁办成的这件事。因此,达到了目的,办成了事,却不留祸患。“摩”对方是在这个时候,而对方表现自己是在那个时候。只要我们有办法让对方顺应我们的安排行事,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办成的。 古代善于“摩意”的人,就像拿着钓钩到水潭边上去钓鱼一样。只要把带着饵食的钩投入水中,不必声张,悄悄等待,就可以钓到鱼。所以说:主办的事情一天天成功,却没有察觉;主持的军队日益压倒敌军,却没人感到恐惧,只有做到这样才是高明的。那些有很高修养和智慧的人谋划什么行动总是在暗中进行的,所以被称为“神”,而这些行动的成功都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,所以被称为“明”。所谓“主事日成”的人是暗中积累德行,老百姓安居乐业,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享受到这些利益,他们还在暗中积累善行,老百姓生活在善政中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。普天下的人们都把这样的“谋之于阴、成之于阳”的政治策略称为“神明”。那些主持军队而日益压倒敌人的统帅,坚持不懈地与敌军对抗,却不去争城夺地,不消耗人力物力,因此老百姓不知道为何邦国臣服,不知道什么是恐惧。为此,普天之下都称这种“谋之于阴、成之于阳”的军事策略为:“神明”。 在实施“摩意”时,有用和平进攻的,有用正义责难的,有用娱乐讨好的,有用愤怒激励的,有用名望威吓的,有用行为逼迫的,有用廉洁感化的,有用信誉说服的,有用利益诱惑的,有用谦卑夺取的。和平就是安静,正义就是刚直,娱乐就是喜悦,愤怒就是激动,名望就是声誉,行为就是实施,廉洁就是清明,利益就是需求,谦卑就是委曲。所以,圣人所独用的“摩意”之术,平常人也都可以具有。然而没有能运用成功的,那是因为他们用错了。因此,谋划策略,最困难的就是周到慎密;进行游说,最困难的就是让对方全部听从自己的说辞;主办事情,最困难的就是一定成功。这三个方面只有成为圣人才胜任。 所以说谋划必须周到慎密;游说要首先选择与自己可以相通的对象。所以说:“办事情要固若金汤,无懈可击”。要想使所主持之事取得预期的成功,必须有适当的方法。所以说:“客观规律、行动方法以及天时都是互相依附的”。进行游说的人要让对方听信,必须使自己的说辞合于情理,所以说:“合情理才有人听”。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属性。好比抱着柴草向烈火走去,干燥的柴草就首先着火燃烧;往平地倒水,低的地方就要先进水。这些现象都是与各类事物的性质相适应的。以此类推,其他事物也是这样的。这也反映“内符”与“外摩”的道理。所以说:按着事物的不同特性来实施“摩意”之术,哪有不反应的呢?根据被游说者的喜好而施行“摩意”之术,哪有一个不听从游说的呢?要想能独往独来,就要注意事物的细微变化,把握好时机,有成绩也不停止,天长日久就一定能化育天下,取得最后成功。 【《鬼谷子》权篇第九】 古代善于统治天下的人,必然首先衡量天下各种力量的轻重,揣摩诸侯的实情。如果对权势分析不全面,就不可能了解诸侯力量的强弱虚实;如果揣诸侯的实情不够全面,就不可能掌握事物暗中变化的征兆。什么是“量权”呢?答案是:“测量尺寸大小;谋划数量多少;称验财货有无;估量人口多少、贫富,什么有余、什么不足,以及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;分辨地形险易,哪里有利,哪里有害;判断各方的谋虑谁长、谁短;分析君臣亲疏关系,谁贤、谁不肖;考核谋士的智慧,谁多、谁少;观察天时祸福,什么时候吉、什么时候凶;比较与诸侯的联系,哪个可以利用、哪个不可以利用;测验民心离叛或亲附的变化,那里安定、哪里危险,爱好什么憎恶什么;预测反叛事,在哪里更容易发生,哪些人能知道内情。”如此这些,就是所谓的“量权”。 【《鬼谷子》谋篇第十】 对于一个人来说,凡是筹划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,一定要弄清原由,以便研究实情。根据研究,来确定“三仪”。“三仪”就是上、中、下。三者互相渗透,就可以谋划出奇计,而奇计是所向无敌的,从古到今都是如此。所以郑国人入山采玉时,都要带上指南针,是为了不迷失方向。忖度才干、估量能力、揣度情理,也类似作事时使用指南针一样。所以凡是感情相同而又互相亲密的人,大家都可成功;凡是欲望相同而关系疏远的,事后只能有部分人得利;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又密切的,必然一同受害;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疏远的,一定是部分人先受到损害。所以,如果能互相带来利益,就要密切关系,如果相互牵连地造成损害,就要疏远关系。这都是有定数的事情,也是所以要考察异同的原因,凡是这类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,墙壁通常因为有裂缝才倒塌,树木通常因为有节疤而折毁,这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因此,事情的突变都由于事物自身的渐变引起的,而事物又生于谋略,谋略生于计划,计划生于议论,议论生于游说,游说生于进取,进取生于退却,退却生于控制,事物由此得以控制。可见各种事物的道理是一致的,不论反复多少次也都是有定数的。 那些仁人君子必然轻视财货,所以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,反而可以让他们捐出资财;勇敢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危难,所以不能用祸患来恐吓他们,反而可以让他们镇守危地;一个有智慧的人,通达礼教,明于事理,不可假装诚信去欺骗他们,反而可以给他们讲清事理,让他们建功立业。这就是所谓仁人、勇士、智者的“三才”。因此说,愚蠢的人容易被蒙蔽,一个不肖之徒容易被恐吓,贪图便宜的人容易被引诱,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。所以强大是由微弱积累而成;直壮是由弯曲积累而成;有余是由于不足积累而成。这就是因为“道数”得到了实行。 所以,对那些外表亲善而内心疏远的要从内心入手进行游说;对那些内心亲善而外表疏远的要从表面入手进行游说。因此,要根据对方的疑问所在来改变自己游说的内容;要根据对方的表现来判断游说是否得法;要根据对方的言辞来归纳出游说的要点;要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征服对方;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危害来权衡利弊;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祸患来设法防范。揣摩之后加以威胁;抬高之后加以策动;削弱之后加以扶正;符验之后加以响应;拥堵之后加以阻塞;搅乱之后加以迷惑。这就叫做“计谋”。至于计谋的运用,公开不如保密,保密不如结党,结成的党内是没有裂痕的。正规策略不如奇策,奇策实行起来可以无往不胜。所以向人君进行游说时,必须与他谈论奇策。同样道理,向人臣进行游说时,必须与他谈论私情。 虽然是自己人,却说有利于外人的话,就要被疏远。如果是外人,却知道内情太多,就要有危险。不要拿别人不想要的东西,来强迫人家接受,不要拿别人不了解的事去说教别人。如果对方有某种嗜好,就要仿效以迎合他的兴趣;如果对方厌恶什么,就要加以避讳,以免引起反感。所以,要进行隐密的谋划和公开的夺取。想要除掉的人,就放纵他,任其胡为,待其留下把柄时就乘机一举除掉他。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既不喜形于色也不怒目相待的人,是感情深沉的人,可以托之以机密大事。对于了解透彻的人,可以重用;对那些还没了解透彻的人,有智慧的人是不会重用他们的。所以说,从事政治活动最重要的是掌握人,绝对不要被人家控制。控制人的人是掌握大权的统治者;被人家控制的人,是唯命是从的被统治者。所以圣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隐而不露,而愚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大肆张扬。有智慧的人成事容易,没有智慧的人成事困难。由此看来,一旦国家灭亡了就很难复兴;一旦国家骚乱了,就很难安定,所以无为和智慧是最重要的。智慧是用在众人所不知道的地方,用在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。在施展智谋和才干之后,如果证明是可行的,就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,这是为自己;如果发现是不可行的,也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,这是为别人。所以古代的先王所推行的大道是属于“阴”的,古语说:“天地的造化在于高与深,圣人的治道在于隐与匿,并不是单纯讲求仁慈、义理、忠诚、信守,不过是在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。”如果能彻底认清这种道理的真义,就可以与人交谈,假如双方谈得很投机,就可以发展长远的和目前的关系。 【《鬼谷子》决篇第十一】 凡为他人决断事情,都是受托于有疑难的人。一般说来,人们都希望遇到有利的事,不希望碰上祸患和被骗诱,希望最终能排除疑惑。在为人作决断时,如果只对一方有利,那么没有利的一方就不会接受,这是因为依托的基础不平衡。任何决断本来都应有利于决断者的,但是如果在其中隐含着不利的因素,那么决断者就不会接受,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疏远,这样对为人决断的人就不利了,甚至还会遭到灾难,这样决断是失误的。 圣人所以能完成大业,主要有五个途径:有用阳道来感化的;有用阴道来惩治的;有用信义来教化的;有用爱心来庇护的;有用廉洁来净化的。行阳道则努力守常如一,行阴道则努力掌握事物对立的两面。要在平时和关键时刻巧妙地运用这四方面,小心谨慎行事。推测以往的事,验证未来的事,再参考日常的事,如果可以,就作出决断;王公大臣的事,崇高而享有美名的,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;不用费力轻易可获成功的事,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;费力气又辛苦,但不得不做的,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;能消除忧患的,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;能实现幸福的,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。因此说,解决事情,确定疑难,是万事的关键。澄清动乱,预知成败,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。所以古代先王就用筮草和龟甲来决定一些大事。 【《鬼谷子》符言第十二】 如果身居君位的人能做到安祥、从容、正派、沉静,既会顺又能节制,愿意给予并与世无争,这样就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天下纷争。以上讲善守其位。 对眼睛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明亮;对耳朵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灵敏;对心灵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智慧。人君如果能用全天下的眼睛去观看,就不会有什么看不见的;如果用全天下的耳朵去听,就不会有什么听不到的;如果用全天下的心去思考,就不会有什么不知道的。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能像车辐条集辏于毂上一样,齐心协力,就可明察一切,无可阻塞。以上讲察人之明。 听取情况的方法是:不要远远看见了就答应,也不要远远看见了就拒绝。如果能听信人言,就使自己多了一层保护,如果拒绝别人进言就使自己受到了封闭。高山仰望可看到顶,深渊计量可测到底,而神明的心境既正派又深沉,是无法测到底的。以上虚心纳谏。 运用奖赏时,最重要的是守信用。运用刑罚时,贵在坚决。处罚与赏赐的信誉和坚决,应验证于臣民所见所闻的事情,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人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。人主的诚信如果能畅达天下,那么连神明也会来保护,又何惧那些奸邪之徒犯主君呢?以上讲赏罚必信。 一叫作天时,二叫作地利,三叫作人和。四面八方,上下、左右、前后不清楚的地方在哪?以上讲多方咨询。 心是九窍的统治者,君是五官的首长。做好事的臣民,君主会给他们赏赐;做坏事的臣民,君主会给他们惩罚,君主根据臣民的政绩来任用,斟酌实际情况给予赏赐,这样就不会劳民伤财。圣人要重用这些臣民,因此能很好地掌握他们,并且要遵循客观规律,所以才能长久。以上讲遵规循理。 作为人主必须广泛了解外界事物,如不通人情道理,那么就容易发生骚乱,世间鸦雀无声是不正常的,内外没有交往,怎么能知道世界的变化。开放和封闭不适当,就无法发现事物的根源。以上讲遍通事理。 一个叫作“长目”,一个叫作“飞耳”,一个叫作“树明”。在一千里之外的地方,隐隐约约、渺渺茫茫之处就叫作“洞”。天下的奸邪在黑暗中也是不变的。以上讲洞察奸邪。 依照名分去考察实际,根据实际来确定名分。名分与实际互为产生的条件,反过来又互相表现。名分与实际相符就能得以治理,不相符则易产生动乱。名分产生于实际,实际产生于意愿,意愿产生于分析,分析产生于智慧,智慧则产生于适当。以上讲名实相符。 【《鬼谷子》转丸①第十三】 “游说”,就是说服别人;要能说服别人,就要给人以帮助。凡是经过修饰的言辞,都是被借以达到某种目的,凡是被借用的东西,都既有好处,也有害处,凡要进行应酬和答对,必须掌握伶俐的外交辞令。凡是伶俐的外交辞令,都是不实在的言论。要树立起信誉,就要光明正大,光明正大就是为了让人检验复核。凡是难于启齿的话,都是反面的议论,凡是反面的议论,都是诱导对方秘密的说辞。说奸佞话的人,由于会谄媚,反而变成“忠厚”;说阿谀话的人,由于会吹嘘,反而变成“智慧”;说平庸话的人,由于果决,反而变成了“勇敢”;说忧伤话的人,由于善权衡,反而变成“守信”;说平静话的人,由于习惯逆向思维,反而变成“胜利”。为实现自己的意图而应和他人欲望的,就是谄媚;用很多美丽的词语去奉承他人,就是吹嘘;根据他人喜好而进献计谋的人,就是玩权术;即使有所牺牲也不动摇的,就是有决心;能揭示缺陷,敢于责难过失的就是敢反抗。 人的嘴是关键,是用来打开和关闭感情和心意的。耳朵和眼睛是心灵的辅佐和助手,是用来侦察奸邪的器官。只要心、眼、耳三者协调呼应,就能沿着有利的轨道运动。使用一些烦琐的语言也不会发生混乱;自由驰骋地议论也不会迷失方向;改变议论主题也不会发生失利的危险。这就是因为看清了事物的要领。把握了事物的规律。 没有视力的人,没有办法向他展示五彩颜色;没有听力的人,没有办法跟他讲音乐上的感受。不该去的地方,是那里没有可以开导的对象;不该来的地方,是因为这里没有能接受你游说的人。有些事情是行不通的,所以不要做这种事。古人有这样的说法:“口可以用来吃饭,但不能用它讲话”。因为说话容易犯忌。“众人的口可以熔化金属”,这是说凡是言论都有复杂的背景和原因。 一般人的常情是,说出话就希望别人听从,做事情就希望成功。所以聪明的人不用自己的短处,而宁可用愚人的长处;不用自己笨拙,而宁可用愚人的技巧,因此才不至陷于困境。说到别人有利的地方,就要顺从其所长,说到别人的短处,就要避其所短。甲虫自卫时,一定是依靠坚硬和厚实的甲壳;螫虫的攻击,一定会用它的毒针去螫对手。所以说,连禽兽都知道用其所长,游说者也应该知道运用其所该运用的一切手段。 因此,游说辞令有五种,即病、怨、忧、怒、喜。病,是指底气不足,没有精神;怨,是指极度伤心,没有主意;忧,是指闭塞压抑,无法渲泄;怒,是指狂燥妄动,不能自制;喜,是指任意发挥,没有重点。以上五种游说辞令,精通之后就可以运用,对自己有利时就可以实行。因此与聪明的人谈话,就要依靠广博的知识;与知识广博的人谈话,就要依靠善于雄辩;与善辩的人谈话要依靠简明扼要;与地位显赫的人谈话,就要依靠宏大的气势;与富有的人谈话,就要依靠高屋建瓴;与贫穷的人谈话,就要以利益相诱惑;与卑贱的人谈话,要依靠谦敬;与勇猛的人谈话,要依靠果敢;与愚昧的人谈话,要依靠敏锐。所有这些都是游说的方法,而人们的作为经常与此相反。与聪明的人谈话就要让他明白这些方法,与不聪明的人谈话,就要把这些方法教给他,而这样做是很困难的。游说辞令有许多类,所说之事又随时变化。如果整天游说,能不脱离原则,事情就不出乱子。如果一天从早到晚不变更方向,就不会违背宗旨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不妄加评论。对于听觉来说,最宝贵的是清楚,对于思维来说,最宝贵的是是非分明;对于言辞来说,最宝贵的是出奇制胜。 【《鬼谷子》胠箧第十四】 要想防备撬箱子、掏口袋、开柜子的强盗,就要把箱子、口袋用绳子捆紧,用锁锁牢。这就是历来人们所说的聪明办法。但是大的强盗来了,则背起柜子、举起匣子,挑着口袋迅速逃走,还唯恐绳子捆得不结实。这样看来,以前所谓的聪明人,不都是在为大盗收拾财物吗。因此曾经试论这个道理:世俗所说的聪明人,有哪个不是在为大的强盗积累财物呢?那些所谓圣人,有哪个不是在为大的强盗看守财物的呢? 怎么能知道是这样呢?从前齐国城邑密布,鸡犬之声相闻,打猎、捕鱼和耕种的地域纵横二千里。在整个国土范围内,赖以建立的宗法制度,管理各级区域的体系,没有不是遵循圣人的准则的。可是田成子在一天早上杀掉了齐国国君,而窃得了国家政权。其所窃得的岂止齐国的政权,连同齐国遵循的圣人的智慧和礼法一同窃取了。所以田成子虽然有窃国的名声,然而其统治地位却像尧舜一样安稳,小国不敢非议,大国不敢诛伐,已经控制齐国十二代了。这不恰好说明,田成子在窃取齐国政权时,连同齐国遵循的圣人智慧和法度一同窃去了,并以此来保护其本来属于强盗的自身吗? ![]() xtz2007@126.com . . 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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